已经一年多没在这里写博克了。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忘了我了，所以也应该写点东西了。提起笔来，我才发现，这个世界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真的有点沧海桑田的感觉。这个世界已经乱了……今天在这里理一理过去几个月我的一些想法，和大家分享分享。文章有点长，文笔有点糙，因为没有认真修改过。主题有点大，但数据都是可靠的，来源是公开媒体和企业人士，这里就不一一标明出处了。请耐心读完，见谅。欢迎讨论，如果喜欢的话欢迎share。

本文将以下列几个判断就中国经济展开论述：

1．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2008年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以奥运会为成年礼，中国经济如果要保持快速、稳定的成长，其增长模式必须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2．  如果要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则出口这辆已经拉动了中国经济十几年的马车在未来的作用会被消费的拉动力所取代。也就是说，内部需求将会也必须取代外部需求在过去十几年所扮演的角色。

3．  消费这辆马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民族工业试图通过“走出去”战略适应新的内外经济环境是很难成功的，同时也等同于缘木求鱼。尽管由于国家兑现越来越多的WTO条款所带来的外来竞争愈演愈烈，但我依然认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出路在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市场。

4．  投资这辆马车依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的角色应该逐渐让位给市场，并且内资的投资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中国的经济起飞主要依赖于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辆马车。由于人均收入还很低，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有限，所以，外部需求（主要是欧美日）自然能为国内的企业提供更高的利润，特别是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且整体素质也不差的劳动力大军这一特殊国情的背景之下。投资的主体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政府的基建投资，一部分是FDI。政府的基建投资为出口产业的盈利能力提供基本的保障，而FDI则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从事现代工业体系里最低端的纯制造环节然后返销欧美日，更高端的品牌、设计、物流等环节中国则无法参与。外资大概占全中国出口的一半，另一半则大部分是民族工业通过OEM利用国际市场的形式发生。简单的说，中国工业的崛起主要在于利用无限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基本的配套市场经济改革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为了增强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在90年代初大幅贬值并在94年实行了双轨合一的外汇改革并维持了人民币挂钩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制度。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普通外来务工者（主要指工厂）的收入水平在过去十几年远远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考虑物价的因素，甚至还有负增长的现象，因此也曾经出现所谓民工荒的回流现象。同时环境也成为了被牺牲的对象。正是在固定汇率的制度下，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并严重透支了生态环境，中国的工业才通过出口市场获得了起飞。

 这种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应该说是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一条被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证明走得通的起步道路（Substitute for the Missing Pre-requisite），同时也因应了中国是人口大国和转轨经济的国情。另外，外部环境也鼓励了这种模式的持续。90年代的美国在新经济的带动下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消费的旺盛；2000后的美国则在战争与长期低利率的背景下出现了双赤字的过度消费的局面。而中国则通过利用贸易盈余大量购买美国债券的模式维持着这种美国过度消费、中国过度储蓄的经济失衡。另一方面，美国则放任美元贬值来维持这种“印钞票——发债券——消费——印更多钞票发更多债券还债”的循环模式从中国的劳工和生态环境上享受消费者的福利。

 不难看出，这种增长模式对于外部环境过于依赖并且内部的隐藏成本极高，是不可能长久的。时间走到了2007-2008这两年，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已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瓶颈。最先出问题的是固定汇率及其带来的困境。长期、大量的对外贸易盈余积累了非常强大的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在固定汇率下，想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只能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所谓Macroeconomic Trilemma）。这是理论给出的配方。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尽管中国实行了资本管制，但是由于国内资本的稀缺，为了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所以中国的资本管制实际上是非常不对称的。另外，实际上国际上的热钱也能通过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渠道进入中国。而从2000年911袭击到2007年的夏天，全球的流动性是比较充足的（特别03年后），美国长期过低的实际利率使得全球流动性都趋于过剩。中国快速的增长加上在固定汇率下的长期大量的经常帐盈余导致的升值预期使得中国成为国际热钱的乐土。房地产的火爆加上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后的牛市为热钱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另一层诱人的额外收益。央行为了冲销热钱对中国货币环境的影响一直在积极地活动。然而，公开市场操作在2003年就已经见底了，因为央行手里已经没有更多的政府债券可以抛出来回笼资金。因此，央行从2003年开始大量发行央行票据以回笼过剩的流动性。虽然央票发挥了很大的冲销作用（有学者估计冲销了大约一半的外来流动性），但是热钱不断涌入，楼市股市的投机成分也越来越大（虽然不完全是热钱的作用），反过来诱使更多的热钱涌入。这种投机循环使得央票的发行规模越来越大，为了维持央票的吸引力其利息支出也越滚越大——2007-2008这两年的利息支出动辄高达上千亿元。过剩的流动性使得中国经济面临泡沫化的危险，同时也使许多企业“不务正业”进入楼市股市。海尔的所谓“战略转型”就是一个典型，实际上就是进入房地产市场。流动性过剩加上实业投资环境最近两年的恶化不可避免地推高了通胀，甚至一度逼近通胀螺旋上涨的危险区域。

 也许谁也没有想到（可能除了高盛的一个MD和他手下的几名分析师外），全球流动性过剩和经济失衡的危机，会在一个许多人都不甚熟悉的房地产次级贷款这个点上爆发。欧美陷入了经济衰退的危险，国际金融体系摇摇欲坠。到了2008年，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了。贝尔斯登、雷曼、美林等名声响得震耳欲聋的国际投资银行也相继陷入了危机，美国最大的两家房地产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也陷入危机。欧美的消费信心大受打击，零售业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急剧恶化。

  2008年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受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出口行业。中国的出口行业至少受到四个方面的夹击。首先，是外需的疲软和转移。其次，人民币过去一年的较大幅度的升值使中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力有所减弱。由于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最低端的纯制造、纯加工的领域，品牌、设计、订单处理、仓储运输等高端的制造业环节基本缺失，造成其定价能力基本上没有，而且其需求的价格弹性也非常大，因此中国出口行业的利润率在2008年几乎变成负的。对于外资来说，它们只需要把制造基地转移到更廉价的东南亚各国。而内资的出口企业则要么停工要么倒闭。再者，《劳动合同法》的推出极大地加重了企业的各方面负担。福利开支加大，雇佣成本加大，雇佣风险也加大，并且由于该法案并不因具体行业做出具体规定，因此在某些行业（如模特）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企业为了避免过重的福利负担，只能不停地雇佣然后解雇然后重新雇佣，使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不必要地增加并且这种短视的雇用模式并不利于中国整体人力资源在长期的提升——没有时间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有长期的培养计划，因为福利的负担就目前中国企业的利润水平来说（特别是出口企业）比较重。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各地的强制性福利基金还没有联网，而且劳工在未退休前离开当地只能获得福利基金里自己支付的那部分（大概六分之一），因此，劳工的区域性流动的成本变得非常昂贵，几乎等同于被锁定在当地城市。所以，一方面，本地的雇佣流动性加大，但跨城市的流动性却减少了。从劳动力市场的整体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上来说，该法案的效果很难评断。最后，内资出口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而在过去几年直到9月份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十几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长达六年的加息通道以及整体信贷规模越来越严格控制等政策的背景下尤为突出。按照国家的法规，直接融资（发行债券）仅限于国营企业和股份制公司，而且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还太小。另外，中国的信用评级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许多民营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很难了解。不管是向民营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还是规模大得多的间接融资，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额外风险也不可避免地推高了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在这四方面的夹击之下，中国出口企业的销售受阻、成本上升且成本的刚性增强而又很难获得融资度过难关，因此东莞、温州的大面积停工和倒闭是自然的。外资撤往印尼、马来也是自然的。

 那么，出口行业在未来有没有重新振作、重新带领中国经济像过去十几年那样继续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呢？我认为，重新振作当然好，但恢复出口这辆马车在过去十几年的作用，则既无可能亦无必要。首先，外部环境远没有到看得到复苏的时候。而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已经陷入困境，这种模式所带来的增长潜能已经几乎殆尽。无论是现代制造业的整体完善，还是宏观经济的出路，我认为希望都在国内的市场上。出口导向型的模式依赖的是人口，同样的这么庞大的人口也是潜在的庞大的市场，特别是，中国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已获得长足的提升。然而，目前居民消费占中国GDP还不到四成，而投资却占去太高的比例。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居民的消费欲望和能力得到解放，那么这个增长的潜能是非常巨大的，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由于计划生育的国策，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会非常快。据估算，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有些估算没有这么高，但也有五分之一）。届时纯消费的人口比例就更高了。而对于目前陷于危机的制造业而言，我觉得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颇有建设性。那就是，通过整合国内的物流业，利用民族企业在国内的天然优势（当然需要政策上对内外资不平等对待的政策的重大调整），从仓储运输、订单处理等做起，逐步迈向品牌与设计，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工业。诚然，这或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要做得成是非常困难的。

 回到主题，所有的这些都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增长模式势必经历非常重大的调整。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将向潜能更大、自主性更强、持续性更有保障的消费导向型的内向经济发展模式侧重。这样的经济成长才更成熟。这也是我认为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奥运会是中国经济的成年礼并且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么重大的增长模式的调整当然不是一年两年能启动的，甚至三五年也未必能成型。制约中国消费的因素有很多。最首当其冲的是一个很敏感也很复杂的问题——就是财富在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分配问题。这个问题不光牵扯到中国的税收制度，也牵扯到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各方面待遇悬殊的问题、全国投资结构的改良问题，和政府在投资领域的逐步淡出与让位于市场主体、金融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基础设施投资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平衡等问题。所有这些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更深刻的如何平衡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政府主导与经济增长模式向居民消费倾斜之间的问题。一方面，国家需要各种建设，政府需要许多钱，而另一方面，如果藏富于民不能实现，则居民消费将永远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并且已有的外向型增长模式已经几乎到了极限。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开放多于改革，那么后三十年，我认为中国需要做的事情是改革多于开放。中国经济目前的开放程度已经比较高了，而未来的困难在于深化全方位的改革，而巨大的机遇也在于改革。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也太敏感，当然也不是我所有能力回答的。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那就是，2008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未来的出路在于向消费导向的增长转型，而成功的关键在于全方位的改革。我认为，中国经济长远的希望全赖于此。

近日西方媒体对我国西南方发生的事情的不实报道严重妖魔化我们的祖国，让我非常不爽。关于西方媒体的伪善，我本来想多说几句，但情绪比较激动，因此打算等我冷静下来再说。还是说点让我感动的事情吧。

今年春节期间的大雪灾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了。虽然大雪灾暴露了许许多多的问题，电力网络的脆弱、国家各部门之间的不协调等等，然而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也发生了许许多多让中国人感动和骄傲的事情。除了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杜登勇单骑寻亲、某某某步行一百多公里寻找生病的岳父等等以外，我想谈谈另一个让我感到非常骄傲的事情——国人在这场大雪灾中的高素质。几十万人滞留在广州火车站，几万人被困在高速公路和火车上，郴州城全城失去电力等等等等，这无疑存在着很大的公共安全的隐患，无论搁在哪个国家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然而，让我们感到骄傲的是，虽然许多地方因为灾情弄得非常脏乱，可是受灾地区的秩序却出奇的好，不光没有发生任何恶性事件，就连盗窃、抢劫都非常之少。面临如此严峻的考验，整个南方却依旧秩序井然！这让我感到非常的骄傲，也让我开始反思一些问题。

长久以来，我们都在反省我们国民素质的问题。长久以来，我们都在批评自己的素质不够高。甚至有人还专门出书写了《丑陋的中国人》，似乎我们中国人确实存在种种的劣根性。但是我觉得，这种反省有点矫枉过正了。我们有些地方确实做得很不好，甚至出洋相都出到国外去了，什么随地吐痰啊、随地扔垃圾啊、到此一游啊，什么骑到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口的猛牛雕塑上照相啊等等——但有不好的地方改就是了嘛，没必要上升到什么民族性、劣根性的高度。不光不必要，那样上纲上线也是不真实的。不光不真实，也是起反作用的。扯到民族性、劣根性的做法最大的反作用就是加大了我们的自卑心理。自卑的人往往受不得批评，别人一批评，反应就特别容易过激，我觉得之所以有愤青现象跟自卑心理有很大的关系。

日本的例子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现在我们谈起日本人，不管我们有多少恩怨，不管我们对于历史有多少委屈，我们很难反驳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日本人的整体国民素质非常高。90年代的阪神大地震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有几万灾民在等待政府的救援物资。当这些物资到达的时候，灾民们马上非常有秩序地 组织起来领救济物资，一条万人长的队很快就自发地排起来了。这个场面是多么地震撼！然而，就在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机场上挂着的标语却还是：“禁止在机场随地小便”！日本人今天的高素质也不是从来就有的，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游客在世界上的名声也是很不好的。日本人的经验说明，国民素质跟什么民族性、劣根性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我们中国人应该自信一点，别听伯杨的那一套，他老人家批判是对的，但我觉得批判得太过头了，不应该扯到民族性、劣根性上面去。

有过错，改就是了。无法一步到位，不断地努力就是了，多做些宣传、教育，每个人都自觉一点就是了。别忘了，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大部分历史里，我们都是被称为礼仪之邦的！问题出在教育，而不出在民族劣根！我们大家都要自觉一点，自信一点，多想想在2008奥运年的春节里，我们几十万农民工兄弟他们是多么的善良和克制！至少，新奥尔良飓风灾害后那种严重的抢劫商店、强奸妇女的事情，我们几百万受灾群众是不会做的。

最近和一位日本友人聊天的时候谈到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问题。这位日本友人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的时间。他说他对中国人最大的印象就是每个人都非常积极进取，每天都想着如何进步；相比之下，日本人显得太颓废太安逸了。我想，许多中国人听到一个日本人这样说，一定和我一样地惊讶。在我们的印象里，日本人是极具拼搏精神的，日本人为了赶上别人为了不落后而举国砸锅卖铁似乎才比较符合我们对日本人的印象。

其实，这位日本友人所说的中国人进取，实际上指的是时下的中国每个人都满怀着财富梦想这个事情，而这种现象是时代造成的，或者说，是时代释放出来的。过去没有太多的机会，现在有了，因此，大家都害怕会错过这样一个大好时机，再加上因此衍生出来的种种新的社会舆论与社会心态，迫使一些即使本性没有那么“进取”的人也绑架进了这场大博弈的游戏。用白话说，就是：大家都奔小康大康了，你不奔一奔，就是傻蛋。

然而，问题也来了。有人说过，中国的坏事情全都得乘以十三亿；而中国的好事情就全都得除以十三亿。我当然不会认为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所致，我相信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也是一样的，之所以别人没有这种说法，纯粹因为他们人丁没有我们这么旺盛，所以情况没有我们这么极端。而大家有机会脱贫致富，应该算是个好事情，因此致富的机会就得除以十三亿。这一除，可能人均拥有量就微不足道了。因此，好些年来，国内都流行着各种成功学的书，这些书，或者类似的书，充斥着从北京西单到广州天河的大小书城。据说，其中的经典，有拿破仑·希尔等人的书。据这些书自己声称，它们是指导人们如何成功的书。

这种成功学的书，我从来不愿多看，因为我认为所谓的成功学从立论一开始便是错的，特别是放在国内现在这种大淘金时代的背景下，毕竟致富和成功，赚钱和创造价值实现自我是两码事。有人可能要批判我，你都没看过，怎么知道别人是错的，这不是在犯着你自己所批判的愤青们的通病吗？没有弄清楚事情，凭什么这么快给别人做判断？我的回答是，因为我对所谓的成功有一些可能和别人不太相同或者今天大多数人都没时间去想的想法，而这个想法用一个偏正短语来概括，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看过王小波作品的人，应该对“沉默的大多数”这个短语非常熟悉。我这里只是套用一下他这个的经典的短语，符合我一贯的一偷二抄三篡改的坏习惯。既然是“大多数”，那就是个集的概念，也应该有个全集，也就是所有有潜能“成功”的人；“沉默”，也就是说他们最后并没有获得我们今天的时代标准所界定的“成功”。之所以我认为成功学的立论是错的（即便我没研究过），就是因为这种成功学忽略了“沉默的大多数”，而把焦点集中在了“不沉默的少数”——也就是成功者的身上。这样做必定过分强调了偶然的因素在一个人成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成功学基于三个前提假设：一是成功者具备某种通性，二是这些通性导致或加大了他们成功的“必然性”，三是成功者的经验可以复制。而成功学的意义在于，把这些通性找出来，概括出来；而广大读者要做的就更“简单”了——copy and paste。也只有这样，成功学才能说是指导人们走向成功的学问，否则，所谓的成功学就非但要沦落到与人物传记个案分析同等的地位，更将误导本可不再沉默的大多数。

我必须说，我可能过于刻薄或者钻牛角尖了。毕竟，“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也因为中国有这么多人都梦想着能够成功（这绝对是好事），所以成功学的书籍才有了市场。但也正因为这样，很多人拜读这些书籍的心态可能（纯属个人臆测）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和成功学本身要提供的是一样的，就是一条必然成功、或者说最大化成功的可能性的道路。

沉默的大多数的存在，或者说无法证明他们不存在（无法证明所有没有成功的人都永远注定会失败），使得成功学陷入了一个在学术界非常常见的困境——反事实困境（counterfactuality）。成功学无法证明，成功者的成功是必然的，甚至无法证明成功者身上的特质或者通性是否导致了他们的成功，而没有这些特质他们是否就一定会失败还是有可能更成功。也就是说，成功学从成功者的事例里找到了一些因素，却无法在逻辑上总结出这些特质与成功之间是否存在关系。成功学同样地也无法证明没有成功的大多数人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成功者的特质，或者更严谨地说：他们一旦拥有了这些特质，他们就会成功。因为理论终归是理论，理论能解释事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理论要预测未来的事实已经非常困难了，更何况是证明原本没有发生的事实在某一些条件的改变下将成真的反事实命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常常会很好奇，如果拿破仑没有出生在大革命的年代而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将会怎样。很有趣的是，他发现他最天才的领域——军事，在现在几乎没有多大用武之地。他如果要发挥他的军事才能，就必须让全世界冒核子战争和文明毁灭的巨大风险；而打一些以很大欺很小、恃超强凌超弱的所谓“非对称战争”，又何须他拿破仑大才？而更恨的是，他如果常把战争挂在嘴边，他肯定不会成为法兰西的英雄，而是会被冠上战争狂甚至法西斯主义者的帽子。有人可能会说，拿破仑如果是21世纪的新新人类，他就不会是历史上的拿破仑的样子啊？这可谓击中了成功学的致命要害——你甚至无法证明有大才如拿破仑者，在当代会失败还是会更成功，因为这个世界太复杂，人生太丰富，历史不是几个简单的要素结合在一起决定的，而是无数无法完全掌握甚至无法看清的因素所造成的结果。历史很难假设，如果希特勒当年死在了狱里，世界是否会发生二战。历史同样无法推测，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是否会出现在历史的记载里。曾李二人是否会沦为中国三千年政治史上的两个小人物？如果没有许攸叛逃，曹操能否战胜袁绍？而正因为曹操最后战胜了袁绍，我们就自然而然地试图从曹操身上找胜利的原因，从袁绍身上找失败的原因，而试图解释历史的某种必然。我认为，这十分幼稚，这是思维的误区。如果当年许攸没有叛逃或者叛逃失败，再如果曹操被袁绍击溃了，我们是否就要说，曹操虽然也曾经“猛”过，但算不上什么大英雄，和被他击败的其他诸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曹操胜也好，败也好，他身上的特质是事实上存在的，只是我们对这些特质的诠释改变了，也就是说，同样的一个人，成功了我们有一说，失败了我们同样也能有一说。刘备当年如果没有在关键的时刻得到诸葛亮，他有可能就被曹操的南征大军踏扁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会说他只是一个乱世里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不幸的人？

我认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生活着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他们其实具备英雄的潜能，但是因为历史没有成全他们，使得他们被湮没在滔滔的历史长河里，甚至不曾留下任何痕迹。这就是我说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是十分遗憾的。而成功学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学术本身——学术本来就是辩来辩去的，而在于它给人们的暗示和误导。例如，有位不善言辞的读者读到林肯是个伟大的演讲家，许许多多历史上的名人也是口若悬河的雄辩家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有各种未必是好事的反应。譬如，他可能会丧失信心，至少是打击了他的热情与理想。而问题是，你，需要成为伟大的演讲家吗？林肯年轻的时候是个很内向很不善于表达的人，而他立志要从政，而西方的政治生态又需要有演讲的才能，所以他有必要具备演讲家的口才。但你不是林肯，东西方的政治生态也不同。拥有多一份才能是好事，但要看所付出的努力是否值得，忍受强迫自己成为自己不是的人的痛苦是否值得。这要看口才是否是决定你所从事的职业的成败的关键因素。我就知道有许多口才并不十分好的但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人。已故霍英东老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从来不相信，非得有某种性格某种素质才能成功。同样是倔强的脾气，在成功者的身上我们会说这是优点，如果他不是这么倔强，有可能就不会成功了；但是，换成一个失败者，我们可能就会说，可惜呀，他要不是因为那臭脾气，要是能圆滑一点，可能就不至于这么落魄了。

我想说的是，有可能你成功的钥匙在别处，而你如果受成功学的影响认为要成功某种性格或者某种特质必不可少，有可能你就会浪费许多精神在你并不擅长也不必要的领域，而浪费了发展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时间和精力。更可怕的是这有可能将打击你的自信心——毕竟，要承认自己的“短”是十分痛苦的事情。这反而加重了成功的负担，减少了成功的可能。

对于成功的诀窍，我只相信一条：做回最真实的自己，不必刻意去改变，然后尽最大的努力。历史是否会成全你，你是会成功还是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那就要听天命了。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条必然成功的道路。即便我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我也要保持着无比的自信；即便不能成功，也要做个没有运气的英雄，而不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今天不谈别的，谈谈股市。实在是被逼的，考完试闲得慌想写点东西消遣时间，想来想去这会儿俺不谈股市估计大家伙也不会看了，就我这几句歪诗的水平，想再杜撰抄袭几句，也不来劲了。所以，今天俺谈谈股市。

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奇妙了。格林斯潘，这个绝对是一言九鼎德高望重的人物，前不久一反常态地对中国股市的潜在风险发出明确的警告。在香港，“超人”李嘉诚，“三剑侠”之一的李兆基也先后发出类似的警告。结果是美国和香港的股市应声大跌，上海的股市却丝毫不为所动，你说你的，我涨我的。有人说，中国的股市疯了。有人听了狐疑地摇摇头说，没疯吧。的确，面对今天中国股市的种种现象，包括许多知名经济学家、业界精英、大款、媒体，直到酒仙桥菜市场的卖菜大婶在内的一大帮人，没人能说得清楚。

上证指数冲破4000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人不停地苦口婆心，要当心风险了；有人却摇旗呐喊，冲破8000点指日可待，同志们，上，信我保没错！中国股市的市盈率已经40倍了，有人叫到，香港股市的市盈率才16倍，有部分原因还是大陆在香港上市的一些大盘股的牛气给冲上去的；也有人说，40倍怎么了，日本最高的纪录是72倍，咱离那地步还远着呢。有人说，中国股民的行为已经脱离理性范畴了，谁都忘了世界上还有风险这回事儿，有人说，在给定的利率与预期的条件下，这属于理性投机，不能因为涨得快就说大伙儿疯了。有人说，格老和诚哥基哥都放话了，大伙儿是不是该收敛收敛；有人却说，哪儿跟哪儿啊，人家说的那是美国是香港，咱这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那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咱这儿该收敛收敛。总之一句话，这边不停地在吵，那边也不停地在炒。

面对疯狂的牛市，一般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肯尼迪他老爹约瑟夫肯尼迪的态度。这哥儿们在1929年大股灾之前的某一天光顾了一个修鞋的老头，那老头不停地跟他说哪只股票好，肯定涨什么什么的。他断定，股灾要来了。另一种态度刚好相反，据说某位在投行里打滚多年的业界精英说过，如果连菜市场的阿婆都知道明天的什么股票要涨了，难道你还需要怀疑吗？今天说股灾一定会来的人一定是对的，原因很简单：1）现在股市涨得很疯狂，2）这种狂涨不可持续。而持第二种态度的人也是对的，只要你别贪心不足，运气好及早抽身，就别再回去搅和了。

不过观点可以大相径庭，人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同时颁给两个吵了半辈子的经济学家呢，但还是有一些事实是不管你什么主义什么阶级什么学派都无法辩驳的。其中一个事实就是今天中国的股市以至整个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都存在着畸形的现象。中国的股市没有什么 ，全都是 。也就是说，只要大市一涨，管你什么垃圾股ST股，统统给我翻倍；而一旦大市一跌，管你什么基本面什么绩优股，统统跟我一块跳楼。好公司和坏公司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重要的是大家伙在买还是在卖；基本面和价值投资基本上成了保守者落伍者的代名词，重要的是消息，是政策。谢国忠说得对，中国股市没有巴菲特，因为中国的环境没有巴菲特理论的用武之地，我们面对的还只是个发展中的证券市场。没有什么价值投资，说白了就是完完全全的投机。这是中国股市的一个基本事实。造成这样一个事实的原因很多，什么流动性过剩啦居民储蓄倾向过强啦居民缺乏投资渠道啦公司缺乏融资选择啦，问题太复杂，俺道行明显不够，这里不作探讨。

然而，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我们能得到另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股市这样狂涨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不管大家有多疯，如果真的冲破8000点甚至10000点，总有些人会害怕，总有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到了悬崖边了，那个时候股市肯定撑不住了，随时打回原形，跌回4000点甚至更低。问题是，即便大家心里都明镜儿似的，没人知道这个可怕的瞬间会在什么时候来临，大家还是接着玩儿这博弈游戏。这场博弈游戏基本上就是在赌我是否能在这个时刻来临之前全身而退，赚个盘满钵满，然后看着别人跳楼。这个道理70年前的凯恩斯早已道破，不是新鲜事儿。但是这样一个陈旧的事实却让参与这场游戏的除了有钱人大庄家以外的每一个博弈者陷入了一个同样陈旧的两难境地。对于小股民来说，全国人民都在赚钱，我，买耶？不买耶？买，有灭顶的风险；不买，看着实在是难受。观察观察再买，风险更大，投入也更大；立马就买，又犹豫不决。对于政府来说，撒手不管肯定不行；提高利率收紧银根限制短期信用，又怕连累了产业和造成人民币升值的更大压力，更怕小的慢的调整、软着陆的最理想目标没实现，却令股民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下子来个大崩盘。当然，也有可能大伙儿压根儿不买账，股市缓不了却徒增股民们、房奴们和实业界的成本。

在疯狂却两难的人群中，我们毫无意外地发现了经济学家们的身影，他们忧郁的目光深深地打动了我们的怜悯恻隐之心。这帮可怜的人啊，帽子戴太高了，摘不下来了，身为经济学家，总不能说俺不知道或者关我屁事之类的话吧。那唯有扎扎实实地分析分析，然后赌赌运气看能不能懵中了，一世英名啊，这赌注不定比小股民们更大。但是他们却发现，格老的话都不灵光了，还有我们站的地儿吗。西方的经验都有人说在咱这地儿不起作用了，还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能迈过这坎儿吗？其实，俺以为那些说西方的股市经验在中国不起作用的人，实在是头脑不清，应该自个儿撞撞墙清醒清醒。你想想啊，中国的股市从诞生起还没这么疯狂地涨过呢，也就是说，中国的股民们还没有经历过1929年、1989年和2000年的长时间的大股灾啊。今年2月份那个传说中的“大股灾”不能算数，才跌了没几天，全都涨回去了，要知道别人闹股灾一跌就是好几个月甚至更久啊。所以那次最多算是技术性调整，是股民们为了安心地享受新一轮疯涨给自己吃的定心丸——不是都已经跌过了吗，现在该涨了！

泡沫？呵，那是决策层的事儿，那是央行证监会的事儿，真是国事家事天下事——关我屁事，我们只管能赚钱不。泡沫不爆，什么金融资源优化配置什么成熟的金融市场，跟我们小股民的眼前利益八杆子打不着。诚然，泡沫可以一直吹下去，许多市场都已经证明了所谓的泡沫一吹能吹十几年不爆的。咱的股市从05年底到现在两年不到，况且究竟是不是泡沫不是还有一堆经济学家在吵着吗？

这些问题实在不应该一下子被提高到西方的股市经验在我们炎黄子孙的地盘上是否有效的高度上，这只能说明我们社会的浮躁，一谈到什么东西就爱总结前年规律，上纲上线，再不行就搬出类似于当年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中国例外主义”。其实问题很简单，现在还没到泡沫不挤自爆的时刻，加上从来没有这种让广大的普通老百姓一夜之间赚几个月工资的机会所造成的过度热情，再正确的言论也冷却不了这绚丽夺目的泡沫盛宴。但，牛市总会结束的，泡沫总是会爆的。据报道，目前已经有许多外资开始撤离中国股市了，这群最有经验、最狡猾、贪婪的狼似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我只想祈祷，请求上天不要让灾难降临到广大的散户小股民身上，至少把灾难降到最低，因为他们真的承受不起。他们虽然得负自己的责任，但毕竟穷了这么久，加上目前还没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遇上这样的牛市忽然贪心了一点点，也是情有可原啊。

愿上天保佑。

太久没有更新了，怕给各位打，所以赶紧来一篇，呵呵

“一无所有”的马英九

2月13日，对我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这一天拿到了LSE的conditional offer，但因为学校没给我发email，所以我直到昨天才知道。回想起来，学校对我还挺好的，可能想在情人节给我一份小小的礼物。Conditions还算合理，不至于变态，但也不是玩玩闹闹可以完成的，所以我会加倍努力。

同一天，在世界的另一头，也有一个人在这一天知道他的命运将从此不一样了。他就是常被我拿来说事儿的马英九（见：我博客上的文章）。他在这一天被高检署一个叫侯宽仁的检察官以贪污罪（利用职务之便诈领首长特别费1100多万元新台币）提起公诉，他被迫依照自己先前的承诺辞去国民党党主席的职务。卸了台北市长公职的马英九本来就只剩下个没有公权力的党主席，现在不仅连最后一个政治地盘都丢了，而且其长期苦心经营的清廉、正派形象也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可谓几近“一无所有”。

据台湾媒体称，马英九知道消息后把自己关在他那将近20年没有换过的寓所里，直到40多个小时后才现身。作为一个旁观者，虽然我非常不欣赏马英九，我认为他根本就不够格做一把手、政治家，但对于他的遭遇，我还是很同情的。他自己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英九一生清廉，现在居然被起诉，这比要了我的生命更严重。”而为了保持他的清廉形象，他和他的家人也是付出了许多的。据报道，他20年来没有搬过新宅，富丽堂皇的台北市长官邸也放着不住，一家子缩在旧宅里勤勤俭俭，相比之下，他已经是非常清廉的了。而且他非常热心于慈善事业，他累计的捐款数额是绝大多数台湾地区政客们望尘莫及的（虽然据李敖的说法，他的捐赠对象甚至包括许多发对他的组织，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样一个人，在台湾这个标榜民主但其实早已被欠扁“总统”弄得乌烟瘴气的地方来说，居然被起诉贪污，真是让人在情感上有点接受不了，也难怪台湾的民意在小马哥被起诉后反而更加倾向于支持他。

小马哥的所有问题，综合起来只有一个根源，就是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我在刚刚好一年前他来LSE演讲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这个判断（见：我博客上的文章）。用他自己老爹的话说就是：“法律性格太顽固，政治意识不够”；用李敖的话来说就是“他根本就不是那块料”；用陈文茜的话来说就是“班子有问题，政治判断力不足”；用一些国民党退居二线的大老的话来说就是“台北市长都做不出成绩，何堪‘总统’大任！”许多媒体也倾向于认为他“没有魄力”。这些评价在我看来统统都成立。他以前之所以一直能保持一个政治明星的风采，完全是因为他虽然位居台北市长之高位却其实没有被推到党派斗争的旋涡中心，他的种种缺陷也没有显现出来。但自他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以来，他的明星策略就不能适应台湾意识形态斗争严重、民粹主义盛行的街头政治现实了。光靠做做秀、穿个小短裤跑跑步、去孤儿院抱抱孤儿就能维持台岛最高民望的日子已经完结了。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心，他的民望本是让所有人都眼红的巨大无形资产，但同时也是他唯一可称道的资产，现在还能不能保持这一资产的价值完全看小马哥下一步怎么做了。

马英九最近一年多以来犯了许多政治判断上的错误，以至于出现了这样让人匪夷所思的现象：百万红杉军发动人类历史上都少有的“天下围攻”倒扁都没有把民望不及两成且弊案缠身的阿扁拉下台来，国务机要费案最终也以不起诉草草收场，马英九却仅仅因为把一笔由他支配切数额不大（比起阿扁）的特别费挪到自己私人的账户上就遭起诉，并且检察官求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其实，马英九上任党主席前就已经为今天的困局埋下了伏笔……（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