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一年多没在这里写博克了。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忘了我了，所以也应该写点东西了。提起笔来，我才发现，这个世界在过去的一年多里已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真的有点沧海桑田的感觉。这个世界已经乱了……今天在这里理一理过去几个月我的一些想法，和大家分享分享。文章有点长，文笔有点糙，因为没有认真修改过。主题有点大，但数据都是可靠的，来源是公开媒体和企业人士，这里就不一一标明出处了。请耐心读完，见谅。欢迎讨论，如果喜欢的话欢迎share。

本文将以下列几个判断就中国经济展开论述：

1．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在2008年已经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以奥运会为成年礼，中国经济如果要保持快速、稳定的成长，其增长模式必须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2．  如果要保持快速、稳定的增长，则出口这辆已经拉动了中国经济十几年的马车在未来的作用会被消费的拉动力所取代。也就是说，内部需求将会也必须取代外部需求在过去十几年所扮演的角色。

3．  消费这辆马车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民族工业试图通过“走出去”战略适应新的内外经济环境是很难成功的，同时也等同于缘木求鱼。尽管由于国家兑现越来越多的WTO条款所带来的外来竞争愈演愈烈，但我依然认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出路在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市场。

4．  投资这辆马车依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的角色应该逐渐让位给市场，并且内资的投资必须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中国的经济起飞主要依赖于投资、出口和消费这三辆马车。由于人均收入还很低，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有限，所以，外部需求（主要是欧美日）自然能为国内的企业提供更高的利润，特别是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且整体素质也不差的劳动力大军这一特殊国情的背景之下。投资的主体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政府的基建投资，一部分是FDI。政府的基建投资为出口产业的盈利能力提供基本的保障，而FDI则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从事现代工业体系里最低端的纯制造环节然后返销欧美日，更高端的品牌、设计、物流等环节中国则无法参与。外资大概占全中国出口的一半，另一半则大部分是民族工业通过OEM利用国际市场的形式发生。简单的说，中国工业的崛起主要在于利用无限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基本的配套市场经济改革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为了增强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人民币在90年代初大幅贬值并在94年实行了双轨合一的外汇改革并维持了人民币挂钩美元的准固定汇率制度。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普通外来务工者（主要指工厂）的收入水平在过去十几年远远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考虑物价的因素，甚至还有负增长的现象，因此也曾经出现所谓民工荒的回流现象。同时环境也成为了被牺牲的对象。正是在固定汇率的制度下，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并严重透支了生态环境，中国的工业才通过出口市场获得了起飞。

 这种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应该说是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一条被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证明走得通的起步道路（Substitute for the Missing Pre-requisite），同时也因应了中国是人口大国和转轨经济的国情。另外，外部环境也鼓励了这种模式的持续。90年代的美国在新经济的带动下保持了较高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消费的旺盛；2000后的美国则在战争与长期低利率的背景下出现了双赤字的过度消费的局面。而中国则通过利用贸易盈余大量购买美国债券的模式维持着这种美国过度消费、中国过度储蓄的经济失衡。另一方面，美国则放任美元贬值来维持这种“印钞票——发债券——消费——印更多钞票发更多债券还债”的循环模式从中国的劳工和生态环境上享受消费者的福利。

 不难看出，这种增长模式对于外部环境过于依赖并且内部的隐藏成本极高，是不可能长久的。时间走到了2007-2008这两年，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已经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瓶颈。最先出问题的是固定汇率及其带来的困境。长期、大量的对外贸易盈余积累了非常强大的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在固定汇率下，想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只能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所谓Macroeconomic Trilemma）。这是理论给出的配方。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尽管中国实行了资本管制，但是由于国内资本的稀缺，为了充分利用国际资本，所以中国的资本管制实际上是非常不对称的。另外，实际上国际上的热钱也能通过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渠道进入中国。而从2000年911袭击到2007年的夏天，全球的流动性是比较充足的（特别03年后），美国长期过低的实际利率使得全球流动性都趋于过剩。中国快速的增长加上在固定汇率下的长期大量的经常帐盈余导致的升值预期使得中国成为国际热钱的乐土。房地产的火爆加上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后的牛市为热钱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另一层诱人的额外收益。央行为了冲销热钱对中国货币环境的影响一直在积极地活动。然而，公开市场操作在2003年就已经见底了，因为央行手里已经没有更多的政府债券可以抛出来回笼资金。因此，央行从2003年开始大量发行央行票据以回笼过剩的流动性。虽然央票发挥了很大的冲销作用（有学者估计冲销了大约一半的外来流动性），但是热钱不断涌入，楼市股市的投机成分也越来越大（虽然不完全是热钱的作用），反过来诱使更多的热钱涌入。这种投机循环使得央票的发行规模越来越大，为了维持央票的吸引力其利息支出也越滚越大——2007-2008这两年的利息支出动辄高达上千亿元。过剩的流动性使得中国经济面临泡沫化的危险，同时也使许多企业“不务正业”进入楼市股市。海尔的所谓“战略转型”就是一个典型，实际上就是进入房地产市场。流动性过剩加上实业投资环境最近两年的恶化不可避免地推高了通胀，甚至一度逼近通胀螺旋上涨的危险区域。

 也许谁也没有想到（可能除了高盛的一个MD和他手下的几名分析师外），全球流动性过剩和经济失衡的危机，会在一个许多人都不甚熟悉的房地产次级贷款这个点上爆发。欧美陷入了经济衰退的危险，国际金融体系摇摇欲坠。到了2008年，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了。贝尔斯登、雷曼、美林等名声响得震耳欲聋的国际投资银行也相继陷入了危机，美国最大的两家房地产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也陷入危机。欧美的消费信心大受打击，零售业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急剧恶化。

  2008年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受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出口行业。中国的出口行业至少受到四个方面的夹击。首先，是外需的疲软和转移。其次，人民币过去一年的较大幅度的升值使中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力有所减弱。由于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最低端的纯制造、纯加工的领域，品牌、设计、订单处理、仓储运输等高端的制造业环节基本缺失，造成其定价能力基本上没有，而且其需求的价格弹性也非常大，因此中国出口行业的利润率在2008年几乎变成负的。对于外资来说，它们只需要把制造基地转移到更廉价的东南亚各国。而内资的出口企业则要么停工要么倒闭。再者，《劳动合同法》的推出极大地加重了企业的各方面负担。福利开支加大，雇佣成本加大，雇佣风险也加大，并且由于该法案并不因具体行业做出具体规定，因此在某些行业（如模特）造成了比较大的困扰。企业为了避免过重的福利负担，只能不停地雇佣然后解雇然后重新雇佣，使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不必要地增加并且这种短视的雇用模式并不利于中国整体人力资源在长期的提升——没有时间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有长期的培养计划，因为福利的负担就目前中国企业的利润水平来说（特别是出口企业）比较重。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各地的强制性福利基金还没有联网，而且劳工在未退休前离开当地只能获得福利基金里自己支付的那部分（大概六分之一），因此，劳工的区域性流动的成本变得非常昂贵，几乎等同于被锁定在当地城市。所以，一方面，本地的雇佣流动性加大，但跨城市的流动性却减少了。从劳动力市场的整体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上来说，该法案的效果很难评断。最后，内资出口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而在过去几年直到9月份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十几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长达六年的加息通道以及整体信贷规模越来越严格控制等政策的背景下尤为突出。按照国家的法规，直接融资（发行债券）仅限于国营企业和股份制公司，而且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还太小。另外，中国的信用评级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许多民营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很难了解。不管是向民营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还是规模大得多的间接融资，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额外风险也不可避免地推高了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在这四方面的夹击之下，中国出口企业的销售受阻、成本上升且成本的刚性增强而又很难获得融资度过难关，因此东莞、温州的大面积停工和倒闭是自然的。外资撤往印尼、马来也是自然的。

 那么，出口行业在未来有没有重新振作、重新带领中国经济像过去十几年那样继续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呢？我认为，重新振作当然好，但恢复出口这辆马车在过去十几年的作用，则既无可能亦无必要。首先，外部环境远没有到看得到复苏的时候。而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已经陷入困境，这种模式所带来的增长潜能已经几乎殆尽。无论是现代制造业的整体完善，还是宏观经济的出路，我认为希望都在国内的市场上。出口导向型的模式依赖的是人口，同样的这么庞大的人口也是潜在的庞大的市场，特别是，中国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居民的整体消费能力已获得长足的提升。然而，目前居民消费占中国GDP还不到四成，而投资却占去太高的比例。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居民的消费欲望和能力得到解放，那么这个增长的潜能是非常巨大的，根本就不会有什么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由于计划生育的国策，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会非常快。据估算，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有些估算没有这么高，但也有五分之一）。届时纯消费的人口比例就更高了。而对于目前陷于危机的制造业而言，我觉得某些经济学家的观点颇有建设性。那就是，通过整合国内的物流业，利用民族企业在国内的天然优势（当然需要政策上对内外资不平等对待的政策的重大调整），从仓储运输、订单处理等做起，逐步迈向品牌与设计，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工业。诚然，这或许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要做得成是非常困难的。

 回到主题，所有的这些都意味着未来中国的增长模式势必经历非常重大的调整。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将向潜能更大、自主性更强、持续性更有保障的消费导向型的内向经济发展模式侧重。这样的经济成长才更成熟。这也是我认为2008年是一个分水岭，奥运会是中国经济的成年礼并且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么重大的增长模式的调整当然不是一年两年能启动的，甚至三五年也未必能成型。制约中国消费的因素有很多。最首当其冲的是一个很敏感也很复杂的问题——就是财富在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分配问题。这个问题不光牵扯到中国的税收制度，也牵扯到国有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各方面待遇悬殊的问题、全国投资结构的改良问题，和政府在投资领域的逐步淡出与让位于市场主体、金融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基础设施投资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平衡等问题。所有这些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更深刻的如何平衡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所需要的政府主导与经济增长模式向居民消费倾斜之间的问题。一方面，国家需要各种建设，政府需要许多钱，而另一方面，如果藏富于民不能实现，则居民消费将永远成为中国经济的软肋，并且已有的外向型增长模式已经几乎到了极限。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开放多于改革，那么后三十年，我认为中国需要做的事情是改革多于开放。中国经济目前的开放程度已经比较高了，而未来的困难在于深化全方位的改革，而巨大的机遇也在于改革。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也太敏感，当然也不是我所有能力回答的。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至少我认为是这样。那就是，2008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未来的出路在于向消费导向的增长转型，而成功的关键在于全方位的改革。我认为，中国经济长远的希望全赖于此。